七夕：费曼的真性情

大名鼎鼎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于1918年5月11日出生在纽约市的平民家庭，他的父辈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费曼本人是无神论者，不仅聪明绝顶，而且诙谐幽默，在美国粒子物理学领域是继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之后堪称“教父”级的科学家。尽管费曼对现代物理学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但却只获得过一次价值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他的教科书和科普著作都属于趣味横生、脍炙人口的类型，畅销全世界，影响了几代人。简言之，费曼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科学界成功地实现美国梦的代表性人物。

 

 

众所周知，费曼不仅智商超群，而且情商也了得，是科学家中出类拔萃的showman，即那种夸张搞笑、善于引起公众注意的人物。借用诺贝尔奖得主汉斯・贝特（Hans Bethe）的话说，费曼是“像表演魔术一般”的天才，能够看似轻松地完成伟大的科学工作。1989年，科学出版社曾经出版了由中科院高能所吴丹迪、吴慧芳和黄涛三位老师翻译的《爱开玩笑的科学家――费曼》（英文原版书名：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一书，从中读者可以领略这位大物理学家的成长经历和幽默情怀。这里我们讲述几件不太广为流传的故事，换个角度展现费曼的真性情。

 

据慕尼黑大学的哈罗德・弗里奇（Harald Fritzsch）教授回忆，他本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曾与费曼有过很多近距离的接触，受益良多。有一次，费曼向年轻的弗里奇提出了一个假想问题：倘若你孤身出于某种未知的险境，身边只可携带一件小的日常用品以应付不测，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学生时代曾经冒险从东德逃到西德的弗里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选瑞士军刀，您呢？一贯奉行斗智不斗勇策略的费曼面带微笑地回答：我会选袖珍计算器。人们可以想象，假如费曼得以活到今天，那么他应该会选择手机作为自己的万能“武器”。

 

费曼因对量子电动力学的杰出贡献而与朱利安・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和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ga）分享了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费曼图”（Feynman diagram）成为粒子物理学的标准语言，显示了他擅长用简单生动的方式表达深奥复杂的物理过程的高超智慧。施温格曾在1947年召开的一次小型学术会议上介绍了他本人研究电子磁矩的成果，其计算过程十分冗长，花了约一小时才讲清楚。听了施温格的报告以后，费曼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用自己的“费曼图”技巧只花了几分钟便算出了相同的结果，这让他兴奋不已，很快写出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据说施温格很不喜欢“费曼图”，而且在论文中拒绝使用这种简洁有效的语言；但也有传说，他其实私底下是会偷偷利用“费曼图”替代自己的复杂方法来计算粒子散射或衰变过程的。

 

虽然费曼与他的同事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在专业上是竞争的关系，但两个人却也有过不俗的合作。1957年9月16日，他们将一篇题为“费米相互作用的理论”的论文投到了《物理评论》杂志，该论文于1958年1月正式发表，成为标准弱相互作用V－A理论的经典文献之一。尽管当时一位在读研究生乔治・苏达山（George Sudarshan）和他的导师罗伯特・马莎克（Robert Marshak）比费曼和盖尔曼更早一点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但他们却没有及时发表期刊论文，因此痛失了提出V－A理论的优先权。这成为苏达山心中永远的痛，令他一生耿耿于怀。其实费曼本人是认同苏达山和马莎克对V－A理论的贡献的，但素来喜欢调侃的他，说出的话听起来却有点气人。1974年他在宾州大学演讲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拥有了弱相互作用的常规理论，它是由苏达山和马莎克发明的，却是由费曼和盖尔曼发表的，…”。 

 

2010年2月，在纪念盖尔曼诞辰80周年的新加坡国际会议上，费曼的学生乔治・茨威格（George Zweiz）回顾了他和盖尔曼在1964年差不多同时提出夸克模型的故事。茨威格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费曼曾于1977年提名他和盖尔曼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的秘密，令在场的盖尔曼也颇感意外。一方面，费曼几乎从来不为任何事而提名任何人；另一方面，绝顶聪明但生性直率的盖尔曼始终对费曼的“教父”级人气和做派不讳言他的羡慕嫉妒恨。两个人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费曼撒手人寰，但毫无疑问胜利的天平倾斜到了费曼这一方，原因就在于后者的心胸更宽广、性情更温和、为人更大气。（下图为诺贝尔奖评委会在收到费曼的提名后发给他的致谢函）

 

 

费曼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其中第一次婚姻持续的时间只有4年，以爱妻艾琳・格林鲍姆（Arline Greenbaum）的病逝而告终；第二次婚姻也只持续了4年，最终的结局是离婚；只有第三任妻子陪他的时间最长，长达28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点（费曼因癌症于1988年2月15日与世长辞，享年70岁）。关于费曼和艾琳的凄美爱情故事，读者可参看印姗姗翻译、海南出版公司出版的《你好，我是费曼》（英文原版书名：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一书。这本书相当于费曼的自传，其中详细描写了他与初恋情人艾琳从相识到相知的整个过程，特别是两人共同面对厄运的乐观、豁达和勇气。在艾琳因器官衰竭而告别人世的最后时刻，费曼伤心过度，反倒显得很平静：

 

“…值班护士走进来，确认艾琳已经去世，然后就出去了。我静静坐了一会儿，走上前最后一次吻了她。我很诧异她的头发还是原来的气味。当然，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头发的气味不应该有变化。但这在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段时间，我一定对自己采取了什么心理干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直到大约一个月后，我经过橡树岭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琳会喜欢它的，顿时，泪流满面…”

据文献记载，费曼于1946年10月17日给离世已经一年的艾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她刻骨铭心的爱恋和不能自已的悲伤。这封信一直保留到费曼去世后才被拆封，他在信尾以自己一贯的幽默方式令人心碎地写道，“请原谅我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只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

本文已出现在高能所公共微信号。作为献给七夕的作文，我老人家特别强调了费曼的爱情故事，就像一个神话。也许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神话：